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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乌素:“沙漠”没有消失,只是被人类缚住

  前不久,“毛乌素沙漠在榆林消失”的消息,让许多人震惊、质疑、好奇、向往。最近,草地周刊记者行走陕西省榆林市境内毛乌素沙地腹地调查发现,已经很难看到较大片沙漠地表,一些影像作品拍摄沙漠题材只好到其他地方选址。但同时,在绿油油的植被之下,覆盖的腐殖质和土壤碳化层很薄很薄,扒开表层仍然是厚厚的又干又细的黄沙。

  前不久,“毛乌素沙漠在榆林消失”的消息,让许多人震惊、质疑、好奇、向往。最近,草地周刊记者行走陕西省榆林市境内毛乌素沙地腹地调查发现,已经很难看到较大片沙漠地表,一些影像作品拍摄沙漠题材只好到其他地方选址。但同时,在绿油油的植被之下,覆盖的腐殖质和土壤碳化层很薄很薄,扒开表层仍然是厚厚的又干又细的黄沙。

  用当地治沙劳模和干部群众的话讲,毛乌素消失的是流动沙丘,而不是沙地。重建毛乌素沙地生态系统,恢复千年之前曾经的水草丰美,仍然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。

  “毛乌素沙漠”其实不是沙漠,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。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专家说,沙漠和沙地的形成原因有所不同。沙漠的形成以自然原因为主导,人为因素起辅助作用;沙地的形成人为因素起首要作用,自然因素为辅。但长期以来,毛乌素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“沙漠”。

  毛乌素沙地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之间,沙区占榆林市56.1%的面积,风沙肆虐、土地贫瘠曾长久困扰着当地。“山高尽秃头,滩地无树林。黄沙滚滚流,十耕九不收”,是许多上了年纪的榆林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  而1000多年前的毛乌素并不是荒凉的模样。这里出土的史前遗址和汉代墓葬表明,毛乌素曾经水草丰美,有着成片的水田、成群的牛羊和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。唐代以来,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战乱频繁,元明以后更是滥垦滥牧。到新中国成立之前,毛乌素沙化程度达历史之最,逐渐退化成为不毛之地,已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。流沙不断侵蚀,榆林古城也岌岌可危。

  历史性转变始于上世纪50年代,在国家的支持下,当地人开始了近70年的治沙造林历程。如今,来到毛乌素,昔日的滚滚黄沙已蛰伏在绿油油的植被之下。蓝天、白云和无边辽阔的大地,组成令人流连的塞上风光。

  2018年,第24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大会在榆林召开。联合国副秘书长莫妮卡·巴布在贺信中说,中国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主席国,希望中国在推动公约履约事业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,让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智慧、方案惠及全球。

  千年时光荏苒,毛乌素滚滚黄沙已被绿色植被所缚。而对那些誓将沙漠变绿洲的人们来说,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。

  1000多年前曾经水草丰美

  “毛乌素”是蒙语,意为“不好的水”,荒沙地、盐碱水似乎是毛乌素的标志。但时光回溯千年,这里却是水草丰美之地。

  石峁遗址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龙山时期至夏的遗址,占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,雄踞在黄河流域苍茫的陕北高原上。在4000年前,石峁城是黄河流域的“王者之城”,其面积相当于故宫的5倍多,由三重组成,以皇城台为核心,内外城环绕拱卫中心,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都城型城市。

  石峁遗址的核心区——皇城台依山势而建,从地面的河沟开始用石头包着夯土逐层垒起,石砌的城墙在4000年的风雨洗礼下依然坚挺。

  登皇城台向四周看去,连绵的山,交错的沟——这是典型的陕北地貌,正如当地民歌中所唱,“见个面面容易,拉话话难”。再往北去几十公里,就是毛乌素沙地。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中,4000年前的人们,如何修建起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古城?

  考古专家表示,4000年前,这里地貌的起伏更为缓和,河流交汇、水草丰美,石峁古城及其周边部落不仅种植粮食,还放牧着大量羊群。

  “皇城台出土了大量的羊骨,统计后数量约在几十万头左右。经过鉴定,这些骨是绵羊的,而不是现在陕北地区普遍饲养的山羊。”石峁遗址考古工作队队长邵晶说,“我们推断,石峁古城的统治阶层,曾长期在皇城台设宴,招待各地的部落首领和尊贵宾客。这也说明,当时的石峁区域牧业已经到一定规模。”

  石峁遗址还发掘出种植业的痕迹,因此考古专家们推测,当年这里并非现在所看到的景象,而有着较好的植被覆盖。这里也是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交汇之地。

  史料显示,秦汉时期毛乌素地区是气候温暖湿润的绿洲。汉顺帝永建四年(公元129年),汉朝尚书令虞诩在给汉顺帝上书的《议复三郡疏》载,这里“沃野千里,谷稼殷积……水草丰美,土宜产牧,牛马衔尾,群羊塞道”。

  2003年4月,在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郝滩乡发现汉代墓葬十余座,其中一座土洞墓穴的玄室内壁有大面积彩绘壁画。壁画上部绘墓主人夫妻半身像。中部左角绘有邸宅四合院,院外右侧绘禾堆,禾堆右绘畦状分割水浇田,畦内长蔬菜农作物;水田前绘水塘,塘中养有鸭子,长着芦苇;中部右上角绘二人执锄于苗间,及一男子扶犁,执枝驱二牛耕地。最下部为山中狩猎图,绘奔跑着的兔子、角羊、野猪、虎豹及骑马射箭狩猎。这幅彩绘壁画所绘半山半滩的生活场景图,与今郝滩一带地形地貌相仿。

  此外,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、神木锦界、横山党岔及米脂、绥德等地出土的大量东汉画像石所刻绘的农耕农作图、放牧图、狩猎图等,证明秦代乃至东汉时期榆林境内还是气候温暖湿润、生态环境优美的绿洲。

  向沙漠退化的生态悲歌

  陕西北部的榆林市,位于毛乌素沙地腹地,沙区面积2.44万平方公里。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立荣说,毛乌素的沙化有气候变化的因素,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。

  从秦代起,榆林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,战争频繁,战火弥漫,人口增多。人们长期滥垦滥牧,加之这里气候干燥,生态环境越趋恶化,北部风沙区土地沙化不断扩大。到北魏太和十八年(公元494年)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到夏州等地考察时,这里已出现了“赤沙阜”“沙陵”,他在《水经注》中记载了这一情况。

  唐朝之后,毛乌素的情况更加恶化,唐长庆二年(公元822年),当地已出现“飞沙为堆,高及城堞”的情形。明万历年间(公元1573—1620年),榆林城外之山已是“四望黄沙,不产五谷”,双山堡(在今榆阳区麻黄梁镇)至宁夏之花马池(今盐池县城)“榆林卫中、西路多黄沙环拥”。到清雍正年间(公元1723—1733年),榆林城已是“风卷沙土与城平,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,城门无用之物”。

  榆林当地的记录显示,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,榆林沙区已有210万亩农田、牧场被流沙吞没,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;390万亩牧场沙化、盐渍化;6个县城、412个村镇被风沙压埋。

  1949年6月时,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1.8%,榆林县(今榆林市榆阳区)东城墙被沙湮没,形同沙海“孤岛”,流沙蔓延至城南50公里的鱼河峁。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,榆溪河床因流沙填充高出地面1米,时有决口。沙区所有河流终年浑浊,每年向黄河输沙量高达1.9亿吨。整个区域形成“沙进人退”的局面。

  在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,年近期颐的郭成旺老人回忆说,四五十年前毛团村周边都是黄沙,有时候一场风刮过,地里的庄稼就被沙子全埋了,村里人吃饭烧柴都很困难。

  61岁的毛团村村民王文双说:“我小的时候,每年10月到来年3月就是刮风,真正是一场风刮半年。沙子到处飞,大白天遮得啥也看不见。村子周围都是沙,走上面半截腿都陷进去。”

  一曲绿洲向沙漠退化的悲歌,在毛乌素哀奏千年;毛乌素人久为风沙所苦,却不知道“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”。

  “愚公移山”治沙不已

  黄沙埋地又压房,这样的条件迫使一些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讨生活;但是也有许多当地人在风沙中坚守,寻找着转机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林业会议上,明确提出了“普遍护林,重点造林”的方针。1950年4月,陕西省政府制定了“东自府谷大昌汉,西到定边盐场堡,营造陕北防沙林带”的规划,国家林场建设与群众造林工程同步推进。

  1981年,榆林当地政府又制定政策,提出可将“五荒地”(即荒山、荒沙、荒滩、荒坡、荒沟)划拨给社员,允许长期使用,所植林木归个人所有。1985年,榆林再次放开政策,允许承包国营和集体的荒沙、荒坡地。

  在政策支持下,榆林有44万户农民承包“五荒地”900多万亩,涌现出不少千亩、万亩的个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户。郭成旺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  1985年,已年过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周边的4.5万亩沙地种树。“当时我就想种上树,挡住风沙,再给村里人弄点柴烧。”郭成旺说,“开始的那些年,风沙太大了,种下的树常常一晚上就给刮出来。”他咬着牙继续种,慢慢地,树木扎下根,扛住了风沙并逐渐成林。

  郭成旺年纪大了,他的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子们接手继续种树。凭着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,他们将4.5万亩黄沙变成了林区。

  现在,郭成旺的大儿子郭喜和也已年过古稀,他说:“我记得过去最想的就是让风沙变小,不要让我再看见那些风沙梁子。现在这些都实现了。”

  “我爷爷那时候主要种的是杨树,我现在种的是樟子松。去年我还试着栽上了苹果树,过几年应该就能挂果了。”郭成旺的长孙、49岁的郭建军说,他最希望毛团村能有更多的经济林,村里人能从林子里见到经济效益。

  25岁的郭涛是郭成旺的曾孙,从幼时到成年,他曾亲手种下不少樟子松,对这种四季常青的树木有着深厚的感情。他说:“我最希望的就是这些樟子松快点长起来,早日成材。”

  如今的毛团村不仅不再惧风沙侵袭,还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。王文双说,由于沙漠里种上了树,风沙变小了,加上政府引导,2009年东坑镇的蔬菜种植就成了气候。现在这里的蔬菜销售到广东、云南、浙江、四川等省区,还出口韩国和越南。

  “现在我们毛团村环境好了,产业起来了。只要人勤快,蔬菜价格好,一家子每年挣个十几、二十万还是很容易的。”王文双笑着说,“当年这里到处是沙窝窝的时候,谁能想到还有今天的日子?”

  科学建功缚百万流沙

  治沙70载,原本有着“驼城”之称的榆林,森林覆盖率从0.9%提高到如今的33%,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,明沙已经难觅踪影。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史社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。他说,中国的治沙技术在毛乌素沙地治理实践中,不断应用、改进和提高。

  “上世纪60年代,榆林市在全国首创飞播技术。飞播并非把种子撒下去就行,地点、时间和种源都有讲究。当时没有定位系统,地面人员拿镜子或红旗站在四角,提示飞播区域。”史社强说,经过反复试验,种源最终确定为花棒等5种易活灌木,600多亩沙地通过飞播技术得到治理。

  在飞播开展之初,治沙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为了研究什么植物才适合在荒沙扎根,就背着铺盖到沙区蹲点,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他们吃糠、套犁、种草,几年的坚持下,不仅筛选出合适的植物,还总结出“障壁造林”“开壕栽柳”等多种治沙经验。

  与飞播同期推进的是,从中国东北地区引进了樟子松,填补毛乌素沙地缺少常绿树种的空白。“经过十几年的观察,我们逐步掌握了樟子松育苗、造林的成熟技术,成活率提高到90%以上。”史社强说。

  从一棵樟子松也没有,到如今的130多万亩,毛乌素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。榆林市气象局数据显示,2000年至2018年,沙尘天气呈现明显减少趋势。2000年榆林市发生沙尘暴40天,2014年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。

  随着榆林林草面积的不断扩大,以史社强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着手进行新的研究。“植被面积大了,但是植被种类还比较单一。我们这些年陆续引进彰武松、班克松、长白松等树种,探索不同树种的混交种植。”史社强说。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韧性,但却充满希望。

  2003年通车的榆靖高速曾是中国首条沙漠高速公路。曾频繁往返于榆林和西安之间的司机李宝卫清楚记得,十几年前走榆靖高速,道路两旁还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梁,放眼望去满目苍茫,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草方格沙障,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绘制了巨型表格。这些草方格主要用来固定沙丘,使流沙不易被风吹起,草方格上栽种沙蒿、柠条等易于成活的沙生植物。

  如今行驶在这条高速公路上,不仅看不到流动沙丘,连片的草方格也不见了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道路两旁延绵不断的乔木、灌木和草地。车辆行驶在绿色长廊之上,李宝卫感叹:“这条路变化太大了,哪里还看得出过去是沙漠!”

  当地人说,现在要在榆林找片荒沙地那可真不容易,一直往毛乌素深处走,兴许才能如愿。榆林2000年至2018年的植被覆盖卫星遥感图片,印证着这一点——一整片黄色逐渐被绿意浸染。榆林也成为全国首个干旱半干旱沙区国家森林城市。

  重建生态“万里长征”

  现在,毛乌素的流沙已经蛰伏在绿色植被之下。但沙漠真的“消失”了吗?治沙者是否可以功成身退?

  张应龙却说:“造林仅仅是遏制了沙化,治沙只是‘万里长征’走完了第一步。”他的治沙基地位于毛乌素,被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拱卫着。夏日的午后,林间鸟啼虫鸣,一片岁月静好。

  但他依然清晰地记着,初到这里时的景象——大漠风沙,日色渐昏,沙丘连着沙丘,起起伏伏延伸到天尽头,就像民歌里唱的“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”。

  2003年,张应龙带着全部身家300多万元,一头扎进毛乌素治沙。多年过去,他把300平方公里无人区的植被覆盖率从3%提高到65%,形成38万亩的林草地。

  “历史用1000年把草原、森林变成了荒漠,我们用70年把荒漠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但有了绿色并不意味着沙漠‘消失’了。目前的绿色还很脆弱,还存在再次沙化的可能。”张应龙说,“只有生态系统实现了自我循环,毛乌素才有可能回到千年前的样子。”

  多年前,张应龙就开始了重构生态系统的尝试。他的努力吸引了来自中国科学院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团队。专家们在张应龙的治沙基地开展各项研究,也为基地的实践提供科学指导。

  经过多年的实践,张应龙找到一种叫“长柄扁桃”的灌木兼备生态与经济特性。“长柄扁桃根系特别发达,抓沙固土和适应能力更强;存活期长达百余年。一旦成林,能够长期发挥生态效益。”张应龙说,“一般灌木隔几年就需要平茬,否则会自然枯死。长柄扁桃却不需要平茬,能节省大量管护费用。其本身还是一种油料作物,有很好的经济价值。”

  张应龙在基地中,辟出了长柄扁桃与紫穗槐的混交林、长柄扁桃营养钵大苗林地等多处“实验林”。他还利用毛乌素沙漠天然形成的“新月状”沙丘,试验种植葡萄、蓝靛果等经济作物;自建试验田,种植蓝莓、黑莓、沙地红枣等,希望沙区也能变成“瓜果之乡”。

  张应龙的尝试还在继续,林地中出现了让人兴奋的变化。“2013年开始,不知道哪里来的榆树种子在林地里自己长起来了,到现在有几万株,说明这里的环境足以让种子自己生长。”

  随后,15万亩的樟子松林地也带来意外的惊喜。“前几年我们发现,林地里长出了好多野蘑菇,不知道是什么品种,不敢摘也不敢吃。”张应龙说,“今年专家来一看,说是野生的牛肝菌、羊肚菌,而且品质特别好。数量又多,进林子随手就能摘一大捧。这可是个大产业!”

 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,在张应龙的基地中发现了更为可喜的现象——这里林地中出现了“固碳”的现象,这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、土地肥力提升的重要标志。

  “如何把沙子变成土壤?是我们正在研究的课题。把碳固定下来,土壤的肥力提升了,就能带出林下经济。如果这能实现,群众就能受益。那就真应了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’这句话!”邵明安说。

  在樟子松林中,一层层落下的松针铺满了地面。拨开枯枝落叶,能够看到,地面几毫米的土壤是黑色,捏上去有一定的黏性,呈现半沙半土的状态。邵明安说,这是碳被林地固定后产生的现象,这里的沙地正在出现生态好转的变化。“如果是自然修复,良性变化的过程非常缓慢,达到现在的样子可能就需要上百年。但是人工干预,加速了这个过程。”邵明安说。

  对此,张应龙也很感慨:“沙地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。破坏生态可能只要很短的时间,治理却可能需要几十年、几百年甚至更长。这么多年我深刻感受到,不是我改造了沙漠,而是沙漠教育了我。”

  5年前,张应龙在治沙基地中引进了澳大利亚特有的鸸鹋,目前这些鸸鹋已经安居繁育成功。张应龙准备将这个不断壮大的“家族”放养在生态初步修复的基地林中。“把鸸鹋放到林地里,能清理树下杂草,减轻防火压力。它们将会成为沙漠生态系统实现自我循环的重要一环。”他说。

  张应龙这两年还试种了30亩水稻,东北长粒香和宁夏的珍珠米都试种成功了,口感不错。他说:“沙漠里种水稻,因为太耗水并不值得推广,但我就想证明,这里有重建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系统。毛乌素沙地治理已经完成防沙治沙的第一步,进入护沙用沙的第二步,也开始向唤醒沙漠自我生态循环系统的第三步迈进。”

  有人问张应龙:“沙漠治好了,你准备干什么?”

  “如果有一天,毛乌素生态系统能够自我循环了,才能说明沙漠真的消失了。那时候我就可以滚蛋了!”张应龙说,“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,我决不会当逃兵。我会扎在沙漠里,继续唤醒沙漠生命的力量!”(记者梁娟、姜辰蓉、毛海峰) 【编辑:田博群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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